昆明历史
昆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滇池的形成和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在数万年前昆明人的祖先就已在这一带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约四千至七千年前，滇池一带已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捕捞、狩猎、采集、饲养畜禽等多种经营活动，并已能纺纱、织布。滇池地区和稻谷种植至今至少已约有数千年的历史。
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各氏族部落，以叟族为主，属氐羌族语系。氐羌，是中国古代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北部一带的古老游牧民族。其中一部份从越(今四川越西)渡金沙江而南进入滇池地区，与当地傣僮语系氏族“蒲”、“僚”等部落相融合，共同促进了滇池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公元前三世纪(纪元前298-277年间)，楚人庄蹻率众入滇，抵滇池地区，与当地的叟族部落联盟，建立了以叟族为主的“滇国”，自称“滇王”。“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庄蹻开滇”带来了楚国和中原内地先进的文化、技术，对促进当时以滇部落为主的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西汉王朝建立后，积极谋求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地区士卒，以大兵临滇，先后征服了滇池东北面的劳浸、靡莫等部落，滇王被迫归降。汉王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郡治与滇王驻地同在今晋城附近。郡下设县：昆明为谷昌县，昆阳为建伶县，晋宁为滇池县，安宁为连然县，富民为秦臧县，宜良为昆泽县，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南边疆，标志着古代云南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郡县制度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地区奴隶制社会的解体。汉族移民和中原内地先进技术、文化的传播，使滇池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仍益州郡之旧”，任用“大姓”为地方官吏，实行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
公元271年(晋武帝泰始七年)，晋王朝把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从益州(治成都)分划出来，设立宁州，与益州同列，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以后，“方土大姓”爨氏势力逐渐强盛，成为滇中地区的统治者。公元339年(成帝咸和十四年)，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历经南北朝隋初的二百多年间，在中原政治动乱、民族纷争的形势下，爨氏对昆川一隅的统治，保持了“力役齐平，教化清静”的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到公元414年(晋义熙十年)，爨龙颜任建宁太守，达到了极盛时代，有所谓“剖符本邦，衣锦昼游，民歌其德，士咏其风”之喻。到梁末隋初爨瓒、爨震时代，滇池地区已是“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成为当时西南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和富庶的地区。
公元617年唐王朝建立，先后在云南设置了九十二州。滇池地区为九十二州的主要部份。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唐朝任命爨氏子孙爨弘达为昆州刺史，治理属县，治所仍设在益宁城。唐代中叶，蒙氏势力在洱海地区崛起，建立南诏国。公元746-747年，蒙氏皮罗阁进兵安宁，攻灭爨氏。于昆川(今昆明城区一带)置拓东城，成为南诏国的东部重镇。拓东城的开辟，为古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展成为南诏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往来广西、贵州和安南(今越南)的重要通道，在当时大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与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公元937年，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府治沿袭拓东城。段氏政权在其内部经历了较剧烈的社会变革，释奴隶，免徭役，进一步瓦解南诏的贵族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兴盛，城市日趋繁荣。鄯阐府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繁华的市中心逐渐移至盘龙江以西(今金碧路、三市街)一带，大理国国主也经常驻节于此。段氏统治者在鄯阐营造宫室园林，兴修水利，修筑河堤，发展古代城市建设。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城已发展成为滇中一座“商工颇众”的繁华城市，商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公元1253年(元宪宗三年)，元军攻占云南。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赛典赤主滇后，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昆明县，为中庆路治地(昆明命名即始于此)，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昆明。自此，“云南”正式成了行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昆明”也正式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朝统治时期，经过初期的军事掠夺和民族镇压之后，逐渐代之以定赋税和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并大兴民屯，整修水利，订立租赋，免除徭役，“开云南驿路”，“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这些措施虽未必得到完全的贯彻施行，但对安定云南政局，加强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打击农奴主和奴隶主势力，促进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元朝官吏在昆明地区挖海口河，疏通螂螳川，降低了滇池水位，不仅解除了昆明城市的水患，还“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扩大了农田面积。并修金汁河、松花坝，引盘龙江水灌溉滇池东岸农田;还从内地引进养蚕技术，发展丝织业，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收利十倍于旧”，使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在元朝中期有了新的发展。
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明朝进军云南后，改元代“路”一级行政区划为府，仿内地建制，设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先将中庆路改为云南府，置知府、知州、知县。云南省治、府治和昆明县治同设在昆明城内。洪武十五年，修筑了昆明城池，由砖砌成，周围9里左右，高近3丈，有六座城门，城外有护城河，河上可行舟船。城内以五华山为中心，修建了比元代更多的官衙、宅第和牌坊，在风景名胜地修建了亭台楼阁。城南为居民区，划分为若干“里”。东关、南关为“商阜之地”，“列肆纵模”。清朝时建置沿袭明制，昆明仍为云南府和昆明县治所，城市规模没有超出明代的范围。
到了清朝后期，自雅片战争，特别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以后，法、英等帝国主义势力迅速侵入云南。1905年(光绪三十年)，清朝把昆明辟为商埠。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修通昆明。进一步加强了昆明作为全省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地位和交通枢纽地位。1884年(光绪十年)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后，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也应时而生。1900年(光绪廿六年)，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到1911年(宣统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最多的为火柴业，已有厂商四家。此外，还有四十三处煤、铅、铜、铁、碗花(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1937年抗日军兴，外地的工厂、学校内迁，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材流入昆明，促进了昆明经济的短暂繁荣。
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的官僚资本纷纷在昆设置和开办工厂企业，如中央机器厂、炼铜厂、电工厂、发电厂、53兵工厂、电力制钢厂、纺纱厂、烟厂等相继建立。到1940年，昆明已发展成为与重庆、川中、广元、川东等地同时是当时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战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的工厂企业已达80个，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其中：机器制造工业11个，冶炼工业6个，电器工业7个，化学工业25个，纺织工业18个，其他工业13个。工类门类也较齐全。对保证当时的军需民用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工业发展的同时，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金融等也有了较迅速的发展。随着滇缅公路的建成，打通了国际交通线，昆明已成为当时与抗日盟国保持国际联系的唯一通道，是西南大后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当时抗战军需物资的供给和国际出口贸易的往来。由于“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大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迁来，使昆明不仅是支持抗战的军事重镇和工业基地，也是西南大后方的学术文化中心，在传播民主思想，发扬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成立“军管会”。城区按原来八个区的建制进行接管，建立市、区政权。郊区当时属昆明县建制，历史上昆明是市、县分治，接管后划归武定专区管辖，下属在原十六个乡、镇的基础上，按照地理特点和历史因素，建置六个区，设区工委会、区公所进行管理。因此，当时昆明市辖区范围尚较狭小。仅东起东华、金马山，东北临虹山，西接麻园、黄土坡、菱角塘，南至螺丝湾、云南纺纱厂，全部面积仅为7.8平方公里左右。
昆明的传说
1.昆明湖的传说
“昆明”是掌管春季的昆氏仙族里最年轻动人的千金，她第一次受命到苏堤放春;昆明被路途的美景沉醉，一时忘我，一游就是三千里，误将北方的湖当成了苏堤，错把第一场春雨下给了湖，湖在春意中醒来。
冷漠的湖邂逅暖意的昆明，将错就错，发生了一段动人恋情，“昆明湖”由此而来。转眼冬季将至，昆明也因误放春而被勒令返回受罚，昆明与湖在离别之时，湖强忍悲痛，外表冷冷地接受了分离的事实，原先已准备好为爱而战的昆明，失望地离去;
昆明离去的刹那，湖的泪水再也无法下咽，没有昆明的昆明湖，满湖水变成了满湖泪，在冬天冻成了冰;半年后，满湖的泪开始融化，悄悄地蒸腾起来，乘着云到了南方，在昆明下了一场泪雨，落在了昆明的普洱茶里。
当初的一场爱，又默默地还给了昆明。
2.金马碧鸡的传说
相传，在很古的时候，明镜般的滇池中，有匹金光闪闪的神马，若它与凡马交配，就会生出雄骏的“滇池驹”，能日行500里;这匹神马常常在昆明东面的松林中时隐时现，现时金光四射，万木生色。在翡翠般的西山上，则有只碧玉般的凤凰，它歌声悦耳动听，远近数十里可闻，凤凰展翅，五彩缤纷，眩人眼目，美不胜收。当地人民不知道它叫凤凰，便称为碧鸡”。后来，人们把金马隐现的东山称为“金马山”;凤凰展翅的西山称作“碧鸡山”;继而，在两座山脚分别建“金马寺”、“碧鸡祠”祭祀它们;再后昆明城中又兴建金马、碧鸡两座巍峨壮丽的牌坊，这两座牌坊所在的街道也取名金碧路。城外东西两面还建筑过金马碧鸡二关，作为进入昆明的门户。晋宁、安宁等地的岩石上，相传有龙马蹄迹，被称为“云马蹑云”，咏吟不约绝。魏晋之际的词赋家左思，曾有“金马骋光之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蜀都赋》)的名句，足见有关金马碧鸡的传说1700多年前就已传遍中原，进入宫廷。千余年来，金马碧鸡已成了昆明的象征，昆明的标志。
金马碧鸡的神话，不只流传在人民口头上，而且屡见于典籍中，是云南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神话之一。《汉书·郊祀志》说：“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同书《王褒传》也说：“方土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致也，宣帝使褒往祭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这此记载十分简略，究竟金马碧鸡在益州的什么地方，王褒传何时来求，他走到何地去世，均未载明。而在同书的地理志越郡青蛉县条下注云“禺同山有金马碧鸡”，似乎这个传说传于青蛉(今大姚)县。看来，1900年前的班固，也未弄清。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对金马碧鸡的传说，写得又稍具体，他说：“晋宁郡，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属县二十四。”“长老传言(滇)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又说：章帝时，“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在云南郡青蛉县条下还说：“山有碧鸡、金马，光影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
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鸡、马。”(《南中志》)常璩所记，金马碧鸡神话地点大致有二，一在滇池附近;二在云南的大姚、四川的会理一带;其性质是“神”。常璩之后的范晔，作《后汉书》时，也大致本此。相传，汉代的王褒虽未完成求金马碧鸡的使命，却留下了一篇《移金马碧鸡颂》，其中说：金马碧鸡“处之南荒，深溪回谷，非土非乡”，而中原却是“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因而，金马碧鸡应当“归来”。这篇颂，一方面盛赞汉王朝德比尧舜，恩比三皇，祥瑞数现;另一方面说南方荒芜，不是久留之地，希望金马碧鸡之神，快点离开那里，来到国都。然而，把金马碧鸡当和“神”来迎祀，是先民们的一种误解。其实金马碧鸡神话，乃是先民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一种创造，它以丰富的幻想，表现了先民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古代滇池之滨，森林茂密，气候温润，盛产鹦鹉、孔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是吉祥的象征。有人认为：孔雀即是古籍中的凤凰，它身披翠绿色的羽毛，孔雀开屏，被当作祥瑞的象征。孔雀之乡创造孔雀的神话，正在情理之中。而滇中肥美的水草，广阔的山地，宜于畜牧，多产良马，自古以来，滇马驰名全国，而云南又是山国，高山峻岭层层叠叠，江河交错，交通不便，马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山民们在山边池畔放牧之际，仰卧绿草如茵的草原，面对变幻多姿的天空，神游万里，幻想有天马出现，以便繁殖理想的“千里马”，这是极其自然的。而神话一经创造，由于它灌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便不胫而走，辗转流播了。金马碧鸡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也曾遭到厄运。唐宋之际，随着佛教传入云南，并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三迤大为兴盛。
金马碧鸡的神话，也为佛教所改造和利用，这从宋末元初云南人张道宗《纪古滇说集》中所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大概。该书说：金马原为印度大兴佛教的阿育王的“神骥”。他的3个儿子都想得到它。阿育王便将神驹纵驰而去，说：谁追到就给谁。长子追至昆明东山得马;次子追至昆明西山，遇碧凤呈祥，遂“各主其山”。这里，佛教徒将传统的金马碧鸡神，换成阿育王的太子，以示人民崇敬金观、碧鸡，也就是崇敬他们了。借神话以宣扬佛教的用心，一目了然。还有另一批人，借注释古籍之机，将它注为“金形似马，碧形似鸡”，将活生生的神马神鸟说成金银宝器，既使人兴味索然，又失去传说的本来面目。佛教的传说，虽不可信，但说明金马、碧鸡二山命名已久，看来唐代以前就已存在。
樊绰的《蛮书》，就已提到二山东西隔水对立，山下还有祠。历代游人过此，常兴感慨，多有诗作。元·郭进诚《碧鸡山诗》云：“碧凤一飞去，空遗碧鸡名。寥寥千载下，徒仰山仪形。夕霞丽冠羽，朝阳纷彩翎。流响不复作，松泉自韶
。”不仅看到金马曾经出没的东山会勾起怀念，就是看到金马留下的“蹄印”，也人激起诗情：“神驹从此骋驰驱，印出分明掣电蹄。一勒嘶风云外去，淡烟芳草落花溪。”(明·金秉清《龙马蹄石》)在纪念金马碧鸡的建筑中，以昆明城内的金马、碧鸡二坊最负盛名。坊建于明代，位置在今金碧路西段与三市街的交叉处。《景泰云南图经》上说：“城南三市有碧鸡金马二坊，盖表其为一方之胜也。”坊建后曾两次毁于战火，最后一次是在光绪年间重建的。坊为木结构，高大挺拔，跨街屹立，雕檐彩绘，金碧辉煌，雄浑壮丽。北与纪念赛典赤的“忠爱坊”相配，合称“品字三坊”，成为昆明闹市胜景;南与建于南诏的东西寺塔相映，显示了昆明古老的文明。
金马碧鸡坊的独特之处，在于某个特定的时候，会出现“金碧交辉”的奇景。就是有那么一天，太阳将落未落，金色的余辉从西边照射碧鸡坊，它的倒影投到东面街上;同时，月亮则刚从东方升起，银色的光芒照射金马坊，将它的倒影投到西边街面上;两个牌坊的影子，渐移渐近，最后互相交接。这就是“金碧交辉”。相传，清道光年间有一年，中秋之日恰逢秋分。晴空一碧，万里无云。傍晚，许多群众在三市街口等待，到时，果真两坊影子见于街面，不一会即靠拢相交，至此，日落月升，交辉奇景逐步消失。
据说，由于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角度关系，这样的奇景，要60年才能出现一次。而这种奇景的设计，反映了古代云南各族人民把数学、天文学和建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智慧。可惜的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两坊于10年动乱中被拆毁。有希望的是，如今万物复苏，已定为昆明市徽，金马碧鸡坊将重建，金马碧鸡的雕塑也拟兴立。秀丽的滇池之滨，奔腾奋进的金马、象征吉祥如意的碧鸡将在云南人民的心灵中闪射出新的光辉。
